【佛洛伊德經典：《文明與缺憾》】

【引言】

延續著《圖騰與禁忌》及《一個幻覺的未來》的觀點，佛洛伊德從原始信仰、宗教的起源，一路分析至文明的誕生。在本書中他首先回顧自己對宗教的看法，接著談到了文明與個人之間的衝突。死亡及破壞性的本能、內疚與超我的關係在本書裡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死亡本能的提出是佛洛伊德對本能理論的重要修正，內疚則與對權威及超我的恐懼綁在了一起。以臨床的角度來看，內疚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僅次於焦慮，精神分析提出的嶄新觀點有助我們深入當事人的內在歷程。

【本文】

佛洛伊德在文始就討論宗教的根源，他認為宗教體驗中的縹緲之感源於自我自外界的客體中分離出來的原始經驗。自我將不愉快的體驗從內部趕出去，讓負面經驗屬於外部世界，以便建立一個純粹追求快樂的自我。換句話說，自我一開始是包含一切的，後來才從自身中分離出一個外部的世界。佛洛伊德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他相信嬰兒第一次發現母親的乳房竟然會暫時離開，除非哭喊才會重回眼前時，一定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成熟的自我就是這個能與外部世界有著明確界線的自我，而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宗教體驗中那種無邊無際，和宇宙一體同感的感覺。

因此所謂的宗教就是源於嬰兒的無助，以及與之引起的對父親的渴求。如海洋般的一體感與宗教產生了聯繫，成為一種否認的態度，亦即否認外在世界的危險。佛洛伊德沒有明說，但他顯然在此處將宗教體驗貶斥為退化經驗。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呢？宗教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在精神分析看來，人生目的是由「快樂原則」決定的。而「整個宇宙的建構都是與快樂相悖的，因此快樂原則無法實現。」他相信所謂的幸福永遠只是暫時的，這與幸福的本質有關。因為幸福只產生於壓抑的需求突然得到滿足的短暫時刻。當這時刻被延長，只會讓幸福感的邊際效益遞減。幸福難求，而不幸卻從三個方面威脅我們：死亡、外部的種種壓力、與人際關係的痛苦。人際關係的痛苦是當中最難處理的，為了去矯正這個難以忍受的世界，我們或多或少會將幻想納入到現實中來避免痛苦，而宗教就是集體幻想的典型例子。

宗教讓我們獲得幸福的方法就是「貶低生命的價值，通過妄想扭曲真實世界面貌，…強制人們處於心理上的幼稚狀態，並誘使人們進入集體妄想的狀態。」而宗教給我們的回報就是讓我們免於患上精神病。佛洛伊德相信，除此之外宗教別無用處。

而文明也是為了處理人際關係的困難而出現的，但文明本身就是人類不幸的根源。

文明的重要貢獻是節制了個人的蠻力，以集體的正義來取代它。個體自由並不是文明的恩賜，相反地，它受到文明的抑制。人類的鬥爭大體上圍繞著個體與集體的衝突，企圖找出一個完美的融合。

文明是怎麼形成一個集體的？首先是艱困的外在環境逼人類必須合作，其次則為愛的力量。愛使男人不願放棄他的性對象，也讓女人不願自己的孩子被奪走。愛首先形成了家庭，但接著愛就與整個文明相敵對。因為文明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將更多的人結合在一起，但這就與家庭的要求形成了對立。家庭不願放棄任何個人，因此年輕人的重要任務就是脫離家庭而獨立，這也是成年禮的重要功能。因此女人很快就站到了文明的對立面，儘管一開始是女人對愛的要求建立起文明的基礎。產生文明所消耗的性能量從性被轉移到文化建設上，因而文化要求我們必須壓抑性的滿足來達成這個要求。精神病就是這樣產生的。

人類不完全是愛的生物，更重要地，我們也是充滿攻擊性的生物。由於人類的相互敵對，文明社會的基礎並不牢固。佛洛伊德認為，共產黨人以為勞動利益可以將每個人團結在一起是錯的，因為源自本能的利益永遠比理智的利益來得大。文明要能維持，必須盡力限制人們的攻擊性本能才行。他們以為人的天性本善，只是被私有制度所敗壞，這完全是幻想。因為攻擊性並不是財產造成的。不論文明通向何方，攻擊性永遠都會如影隨形。他如預言家般問道，當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消滅了他們的資產階級後，接著又將做什麼呢？就此點來說，佛洛伊德精準地預告了俄國革命後的各種大屠殺。仇恨需要出口，資產階級消滅後，攻擊性並不會因此消失。既然文明既限制了我們的性本能，又限制我們的攻擊本能，人類要感到幸福當然是很困難的。這個缺陷不管怎麼改革都無法根除，因為不滿的本源就存在文明的本質中。

佛洛伊德在此處提出了本能理論的修正。他說他明白死亡本能的提出引發了許多精神分析追隨者的反對。最早他是將本能分為性慾與食慾的分別，性慾源於性本能，食慾則可以用來代表自我（保存或延續）本能。精神病的產生肇因於自我保存本能與性本能的衝突，前者的勝出以精神病做為代價。力比多一詞一開始是專屬性本能用的。而強迫性重複的概念讓佛洛伊德重新思考，必然存在一個消解這些單位的本能，與自我保存本能相反，可稱為死亡本能。死亡本能中的某一部分會轉向外部世界，成為破壞性本能。如果我們阻止破壞性本能向外發展，那麼它就會轉向內部。文明是為愛的本能服務，它的目的是將個人逐漸地整合到更大的群體中，例如家庭、種族、國家、社會等，但攻擊性傾向卻成為文明的最大障礙。

文明怎樣來對抗人類內在的攻擊性呢？人的攻擊性被轉向了內在，也就是對抗他自己。而這點是透過良知與超我來進行的，超我與自我間的緊張關係形成了內疚感，表現為對懲罰的需要，從而削弱了個體，克服了人內在的攻擊性。在內疚中，我們擔心的是失去愛，也就是失去權威對象的愛，因而內疚感可以說是失去愛的恐懼，一種社會性的焦慮，這是一種害怕被發現的心情。但等權威被內化形成超我後，這時害怕被發現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因為做壞事的行為與打算作壞事的念頭是一樣的，都逃不過超我的監視，良知與內疚的問題都出現了。因此內疚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一是源於對權威的恐懼，其二是源於對超我的恐懼。權威只要求我們抑制本能，但超我卻不僅要求我們抑制本能，還堅持我們得自我懲罰。因此儘管本能克制了，內疚仍然會出現。外部的威脅，也就是愛的喪失和權威的懲罰，在此轉換成內心永久的不幸，成為內疚帶來的焦慮，也因而有了自我懲罰的需要。

被抑制的攻擊性被超我給接管，進而強化了對自我的攻擊。而內疚的源頭則是遠古時代的殺父事件。我們對父親抱持著矛盾情感，在兒子們聯手起來殺了父親之後，愛的本能建立起超我，用以懲罰自己殺害父親的行為。一代傳過一代，超我透過攻擊性本能的壓抑，使內疚感不斷增強。內疚感是愛的本能與攻擊性本能鬥爭的結果，文明如果要從家庭集體延伸到社會集體，那麼以伊底帕斯情結形式所建立起來的內疚感就會被繼承下來，而且遭到強化。隨著文明日益的進展，內疚也逐漸增長，或許終將到達一個無法容忍的地步。

文明產生的內疚感有時是潛意識的，當事人只感到一種不適與不滿足，而宗教則敏銳地利用了這一點，透過耶穌的受難來把眾人的內疚感，也就是原罪給免除掉。或許這就是文明的開端。然而佛洛伊德發現，關於內疚的產生還是有許多需要釐清之處，因此他明確地把它規範為，「當一種本能受到壓抑時，它的力比多因素就會轉化為症狀，它的攻擊性因素就會轉化為內疚感。」簡單說，對性本能的壓抑使我們產生精神病症狀，對死亡本能的壓抑則轉為內疚。個人與文明的關係好比行星與恆星的關係，一方面公轉，一方面自轉。個人的發展與文化的發展必然相互衝突。集體好比個體，也發展出了集體的超我，進而創造了文明。

在治療時，為了要取得療效必須反對個人的超我要求，同樣地，對文化的超我要求也是如此。愛鄰如己就是文化超我的嚴厲要求，這是為了防備個人攻擊性而發的，但它永遠不可能實現。如同對個人本能的壓抑過多就會產生精神病一樣，人類的集體超我若過度嚴格，也會產生集體精神病，佛洛伊德希望有一天會有人對文化集體做出病理學的探究。而文明的維繫就在愛神與死神的鬥爭之中，而愛神究竟能堅持多久，誰又能有把握呢？

【綜合評析】

佛洛伊德寫作的背景是在一戰之後（1930），歷經了殘酷的壕溝戰，德、法兩國為了爭奪那不到100公尺的土地傷亡無數，數以百萬的年輕人痛苦地死在己方的鐵絲網與對方的機關槍下。佛洛伊德在那場戰爭中驚見本能理論的缺失，原有的自我保存與性本能無法解釋這樣無知與殘酷的行為，他因而提出了死亡本能的觀點。死亡本能有著讓生命有回到無機狀態的衝動，其破壞性本能既可向內又可對外。戰後重新改造社會的聲浪在各地出現並要求實踐，共產黨人在一戰後很快地取得了俄國的統治權，但佛洛伊德卻不苟同他們的主張。他相信忽略了心理因素的社會改革必定不會成功！

而反抗社會的心理因素是什麼呢？就是攻擊性本能。

這種二元對立的理論並不是佛洛伊德首創，而是早已散見在哲人的思想裡，此番佛洛依德的修正其實是向前輩哲人靠攏。衝突仍然是精神分析的理論重心，焦慮結合了內疚，適用性更為廣泛。伊底帕斯情結的表現被擴大了，從父子間的矛盾衝突變成個人與集體的永恆對抗。文明的缺憾，社會的不滿終於找到了理論依據，集體要求克制個人的性本能與攻擊本能，因而使人罹患精神病以及內疚。良知引起的內疚有助文明的維繫，不然個人內在的攻擊性就會將文明的成果破壞殆盡。但過度抑制攻擊性會適得其反，愛與恨的爭奪將決定文明能否延續。

對於文明能否延續，佛洛伊德似乎是悲觀的。他晚年對本能理論的修改沒有得到太多認同，反倒是外部世界與自我的關係預示了客體關係理論的出現。從宗教到文明，佛洛伊德想要建構的，是集體心靈的規則。他相信集體心靈可以跟個體心靈類同起來，透過精神分析對的個體研究成果可以推論到社會心理學上。俄共的恐怖統治證實了他對共產黨人的批判相當正確，忽略了攻擊性本能的社會改造是不會成功的，但不能說佛洛伊德的理論沒有問題。私有財產造成的貧富差距確實是文明的破壞性因素，它讓攻擊性本能無法再有效地被涵容。追求分配的合理性正是文明社會應當用以安撫攻擊性本能的首要考量，共產黨人的錯誤在於目標太過激進、單一與樂觀。

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兩者間不能說沒有類比關係，佛洛伊德謹慎地將對個體的理解推廣到集體中，之間的適用性是否恰當需要多點思量。內疚的複雜性在本書裡也有充分的討論，從一開始將之與道德性焦慮等同，然後又加深了它與破壞性本能的關係。良知因為對破壞性本能的壓抑而得到增強，從而將之施加在自我身上要求自我懲罰。內疚機轉的深刻觀點大大提昇了臨床的洞識，能深入討論焦慮與內疚的唯有存在心理學可相比擬。

存在心理學認為，內疚的自責一方面源於對他人造成的傷害，另一方面則源於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後者可稱為「存在性內疚」。當事人明白，是自己辜負了自己的可能性，因為選擇了安全而拒絕了冒險。由於長期缺乏自我肯定的意識，因此虛耗了年歲與時光，內疚之苦因而可跟悔恨相連。佛洛伊德穿梭在群體與個體之間，描繪了兩者何以相互敵對的起源。阿德勒對此衝突倒是提出了解決之道，他認為追求優越的方式必須與社群情懷相符，也就是以對群體有助益的方式來達成。當然，佛洛伊德想必不會輕易同意。

愛智者

（圖片來源：博客來）